觀看成為一種行動《平庸的邪惡》
- 2019-05-28
中華戲劇學會專欄藝評人：游富凱
演出團隊：香港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x 臺灣楊景翔演劇團
觀演時間：2019 年 04月 26 日(五) 19:30
觀演作品：《平庸的邪惡》
觀演地點：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劇照提供：楊景翔劇團提供，林政億攝影
由香港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和臺灣楊景翔演劇團合作推出的《平庸的邪惡》，以猶太裔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平凡的邪惡》(Eichmann in jerusalem)為發想，透過三個段落的演出，嘗試剖析、詮釋作者在書中提出的觀點，及表現對應到當代社會所創生的思考空間。
《平凡的邪惡》副標為「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以1960年代以色列法庭審判在二戰期間被納粹視為處理猶太問題「專家」的阿道夫‧艾希曼為背景，作者全程參與審判過程，並透過審訊錄音、檔案文件、證人的宣示證詞和艾希曼的筆記手稿，深入探討艾希曼的人格特質，及其言說行為背後的心理狀態與動機。藉由這場「紀實」，鄂蘭提出了極具顛覆性、最詭譎的看法——「邪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
透過鄂蘭的觀察，法庭上的艾希曼是一名思想空洞、充滿陳詞濫調的「小丑」，他一心只想著勤奮工作、升官晉爵，卻完全沒有思考自己在做什麼；按鄂蘭的說法是：「他並不愚蠢，只不過是喪失思考的能力，也正是因為如此，他便化身為當時最十惡不赦的魔頭。」【1】因為不思考使人逐漸脫離現實，與現實產生隔閡而麻木不仁，邪惡由此依存在任何一個平凡人身上。如果說，鄂蘭提出「邪惡的平庸性」是向世人揭示思考的重要性，兩位導演以此創作的《平庸的邪惡》，則是從歷史事件的詮釋與解讀中，汲取不同的經驗連結到當下的社會背景，藉此創造一個思考的空間。
整個演出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香港導演陳恆輝的作品，藉由四個香港日常的年輕人加入一個「解N會」的組織，以「邪惡」為題進行報告和討論。在討論過程中，四人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試圖剝開、揭露關於邪惡的本質——演員化身成歷史人物重現以色列法庭審判的場景；或是讓鄂蘭現身說法，透過知名的電視受訪片段，引導觀眾思考人性、社會與惡的距離；或是藉由象徵性的肢體動作與走位，配合口號、標語式的語言力量，提醒觀眾在集體失憶的社會裡，所有的人都是「惡」的一份子。
導演陳恆輝利用討論會、讀書會的形式，展演了鄂蘭在書中的重要思想，透過猶太人大屠殺事件與2017年香港雨傘革命的當下經驗做連結，試圖用劇場喚醒沉睡（這裡指不思考）觀眾的用意十分鮮明。（如幾次提及「共犯」、「共業」時，全場忽然燈亮，舞臺區和觀眾區成為一體）這使得在觀劇過程中，現場儼然成了鄂蘭思想的佈道大會，借古諷今，以探討邪惡之名，行控訴之實，坐在現場的觀眾，意外成了被控訴、待啟蒙的對象。
劇場或許不該成為某種理論或信仰的宣傳工具，須要考量的是，演出所設想的觀眾、想要對話的對象是誰？如果是指一群會買票走進實驗劇場看戲的觀眾，是否還有必要透過作品告訴觀眾「思考」的重要性？關於這一點，臺灣導演楊景翔找到了更隱諱而清晰的表現方式。
導演楊景翔透過一對臺灣夫婦前往參觀奧斯威辛集中營，而觸發白色恐怖的歷史創傷，夫妻兩人一邊活在充滿傷痕與遺憾的記憶中，思考公理正義、身分認同和母語失落的問題；另一邊又在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裡，為了平日瑣事、孩子管教方式和丈夫的升遷加薪而努力「生活」。
透過夫妻之間特定情境下的相處片段與日常對話，權力、階級、社會制度和集體無感的禁錮與侵蝕（劇中以數張可以摺成任意形狀的牛皮紙象徵）無處不在；例如其中一個片段，妻子要求丈夫模仿自己的動作，同時又在丈夫身上放置牛皮紙；隨著牛皮紙數量的增加，丈夫的動作則越來越不自然，以此象徵人的行為表現逐漸扭曲變形；即使丈夫仍然能夠勉強做出相對應的動作達到妻子的要求，但自己早已不是原來的模樣。日常生活藉由各式的言說與行為建構而成，人若是不思考，便無法辨識潛藏在平凡生活裡的惡；諷刺的是，人離不開社會也離不開日常生活，劇中回到家的夫妻二人，平凡的過日子，即是惡的存在狀態。
演出的第三段是以遊戲的方式進行，雙方分成兩隊透過剪刀、石頭、布的猜拳，猜贏的一方便能繞著椅子前進，輸的一方必須下場由第二個人替補阻擋對方前進，直到某一方累積三次順利到達對方區域為勝。在遊戲的過程中，所有演員呈現出最自然的一面，褪下「扮演」的面具，投入當下的輸贏；在遊戲過程中越是投入，人就越接近自然、真實的狀態。
同樣是以歷史事件轉化到當下社會經驗，同樣是對鄂蘭的思想進行詮釋而創作，《平庸的邪惡》藉由不同導演的表現方式，嘗試透過觀眾的在場，創造各自的思考空間。有趣的是，觀看本身是一種行為，但到了劇場裡，觀看更是一種行動，當觀眾注視著臺上一舉一動的同時，思考也正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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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漢娜‧鄂蘭：《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 ( 臺北市：玉山社，2013 年)，頁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