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涼與詼諧交織的迷離幻境 － 同黨劇團《白色說書人》
- 2019-06-20
中華戲劇學會專欄藝評人： 沈惠如
演出團隊：同黨劇團
觀演時間：2019年05月12日(日)14:30
觀演作品：《白色說書人》
觀演地點：臺灣戲曲中心小表演廳
劇照提供：同黨劇團提供
提筆撰寫此評之際，突然傳來白色恐怖受難者、也是《馬鞍藤的春天》一書的作者陳新吉先生離世的消息，為何提到這件事？因為在去年一月，我觀賞了臺灣歌仔戲班演出、由編劇劉南芳根據陳新吉先生這本回憶錄改編的臺語音樂劇《馬鞍藤的春天》，同樣是以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故事為題材，卻是截然不同的戲劇形式表現，然而：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在兩劇的交叉呼應之下，再看同黨劇團《白色說書人》，實是有更多的體會。
《白色說書人》首演於2017年10月，《馬鞍藤的春天》是2018年1月，時間相隔很近，坐實了相關議題受到劇場關注的現象。《馬鞍藤的春天》是以臺語音樂劇（以歌仔戲為主軸）的方式呈現，《白色說書人》則是以獨腳戲加偶戲的方式呈現，截然不同的形式，也證明了劇場的豐富多元足以承載任何議題，而創作者也運用劇場這樣的特性賦予特殊議題不同的思索空間。
一進入《白色說書人》的表演場域，觀眾們就已經入戲，因為邱安忱所飾演的王文彬已在劇場中來回踱步，時而悲痛嘆息，時而折著金紙，這時候，你會知道他在守喪期間。隨著他的移動，我們發現看似複雜、其實非常明確地場景：沙發、冰箱、櫥櫃、書桌……，那些都是屬於一個家的陳設，但，全部都是紙糊的，這個符碼呼應著喪禮，也暗示著這個家、這個主角的悲情人生。隨著情節展開，百變演員邱安忱讓我們明白了，這一天是王文彬父親的頭七，傳說中死去的人頭七會回家，他等著、盼著，不僅僅是父子孺慕之情，而是，他想問父親「是不是？」、「為什麼？」……那諸多關於親生父親、母親、養父間的恩恩怨怨，在養父失智的晚年，他無法得到答案，他發現了殘酷的事實，卻仍然得照顧著養父，無法言喻的糾結和痛楚，在養父死後侵蝕著自己，而頭七，是他獲得答案(或提出疑問)的最後希望。
當然，故事的重點不在於養父有沒有來，而是那不堪回首的過往，以及被一層一層撥開的記憶，屬於王文彬自己的，還有上一代的。回憶始自布袋戲，在60 年代戒嚴時期，布袋戲確實正流行，同黨劇團近年的創作及思考方向既然主要以面具戲偶及不同藝術媒介為出發點，那麼在這個題材中運用布袋戲的元素或形式就顯得更為貼切。
劇中的戲偶邀請到布袋戲大師李天祿最後的弟子賴泳廷來擔任設計師，共有廖添丁、潘金蓮、紅龜、濟公、牛頭、馬面、孫悟空、王婆、包公、武松、老虎等，並邀請弘宛然古典布袋戲團團長吳榮昌、山宛然布袋戲劇團團長黃武山一同在舞臺上「飆偶」，只見兩人身穿黑衣出入冰箱、水族箱、牆縫、沙發椅背等，處處皆是舞臺，雖然忙碌，卻很有看頭。當代表父子親情的兒時記憶無所不在時，故事的真相也就更顯得荒謬、無力。在那樣的年代，人難免自私，但後半輩子無怨無悔的付出（或者彌補），難道仍無可原諒？作為核心隱喻的廖添丁，他的兩面評價也正說明了一切，或許養父對於這樣的人物深感同情，亦如自身無法言說的矛盾，米歇爾．傅柯《規訓與懲罰》中曾言：「靈魂是身體的監獄。」對主角的母親來說是，對主角坐在輪椅上的養父是，對頭七癡等父親的主角又何嘗不是？
導演戴君芳對「偶」的駕馭十分在行，這在她執導的《情書》裡就可以看出，偶與人的對位關係、虛與實的呼應交錯，操作起來游刃有餘。而《白色說書人》更是人偶同臺的升級版，三個演員以偶塑造掌中乾坤，而主角不在場的事件陳述則以從空而降的小戲臺操演著，觀眾因而更能聚焦於探詢事件的前因，雖然是獨腳戲，故事用「演」而不用「說」，更有餘韻。
全劇最大的亮點在於英國藝術家 Tim Budden 設計融合西方與東方風格的剪紙光影，吊掛在類似風鈴的裝置中，隨著舞臺燈光映襯出有如黨徽的圖案，有一種蒼涼的詼諧感。不過，相對於這種虛擬暗喻的手法，在「小舞臺」上表演的偶戲，竟然如實的呈現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雖是桌巾的替代物，但突兀而尖銳的色調，刺眼而又耀眼，敷衍而又欲蓋彌彰。
「殺人兇手到底是誰」？這是描述白色恐怖戲劇中不變的探問。相對於《馬鞍藤的春天》如同大時代的悲歌，《白色說書人》則似卡通動畫一般，不斷的用稚嫩純真的眼神尋求解答，而答案則正如武松對抗的那隻大大的老虎偶，是個不容易被馴服、且與人形偶不成比例的大怪物啊！